因此，法治的中国道路，不同于以职业主义的科层政治为基础的西方法治，仍然是以群众路线的民本政治为基础。

而由党制定的规定，包括作为党的总章程的党章在内，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所谓党法乃党内法规之简称，是最近出现的新词，旨在加强规范党的权力行使和党员的组织纪律，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用词有待斟酌。

经过努力，使我国真正实现清廉治理的目标，而且在指数上进入清廉国家的行列，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 现代化 。请问，特赦贪官，小偷是否要特赦？金融犯罪是否也要特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是否还管用？当然，反腐败也要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对于那些贪贿数额较小的，坦白交代退回赃款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只作党纪政纪处理。笔者对此论大不以为然。只有民主化的决策机制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保证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错误，更有助于及时发现、纠正错误，防止错误扩大化，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重大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但是总体而言，我们应当在刑事司法中实行谦抑理念，少杀慎杀，逐步减少判处死刑罪犯的数量。并且应当更主动更有效地纠错冤案，改变发现真凶才加以改判的被动局面。亚里士多德绕过了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王一人之治的政制模式里那种过度推崇自然的倾向，直接继受了苏格拉底通过理性辩论整合社会秩序的辩证法蓝图，因而重新激活了内嵌于民主政治中人类自我决定命运的思想。

这样，作为政治沟通的公领域吸收了作为经济沟通的私领域，或者说，政治关系决定了经济关系，政治是经济的基础，这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表达。无论是政治子系统还是法律子系统都不能还原为经济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个区分的批评。在卢曼社会系统论看来，黑格尔这种国家伦理品格高于市民社会的论断，仍然坚持了一种以部分代表整体的中心观。只有到了近代，宗教与政治发生分化，政治才开始获得了独立的沟通自主性，政治在宗教问题上的中立性原则成为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最为重要的社会演化成就，政教分离的结果是宗教成为政治的环境。

[11] （三）功能分化 功能分化是指，整个社会系统分化成诸多功能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具有各自独立的操作符码（code）和纲领（programme），形成自主封闭的沟通领域，同时，各个子系统之间又通过结构耦合相互发生影响。与前两个学者相比，洛克的政治理论对公民社会的语义变迁贡献最大。

在17世纪，西方社会进入功能分化社会阶段，经过十九世纪后期的社会变迁，各个功能子系统进一步获得了内部的复杂性和自主性，同时，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增加了。葛兰西并没有完全否定经济基础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上层建筑观点，因而与马克思之间保持着某种思想连续性，留下了中心观的遗迹，比如，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论表态是受到其经济地位的限制的。与此相较，国家则代表公共利益对各种特殊利益进行调整，是社会普遍意志的升华，具有高于私人领域的伦理至上性和统治正当性。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由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和交换机制构成，而公共领域则包括教会、文化团体、独立传媒、论坛、职业团体、党派、工会等不受国家干预的精神文化活动领域。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dialectic）思想体现了这种中心论的宇宙观和世界图像。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环境，而不是所有的系统共享同一个环境。下面，通过卢曼对公民社会概念的语义梳理，我们可以目击语义与社会结构之间这种悖论关系。[30]参见前注[29]，第191-194页。

洛克甚至试图颠倒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认为公领域存在的理由仅仅在于可以为私领域提供安全保障。从卢曼的分化理论来看，古希腊社会仍然是一个以分层分化为主导分化形式的社会结构，而且，其中还穿插着环节分化。

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应该重新被划分为两大领域，一个是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为民间社会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个思想成为整个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滥觞，其力道贯穿两千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直到阿伦特、哈贝马斯以及其他具有社群主义或古典公民共和主义倾向的学者在当代复兴这个历史悠久传统。

[19]关于自然和正当的问题，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7页。从卢曼社会系统论看来，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语义的转换既有革命性又有保守性。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们在面对新兴的社会沟通结构时，以社会契约论概括了近代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正当性基础。卢曼本人在看待公民社会问题上则是运用系统/环境的区分来批评整体/部分的知识观。然而，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并不打算提炼一个能够更为客观地描述公民社会实践的理论图像，[13]同时，也不打算为公民社会的实践提供一套规范性指南（前言中已与哈贝马斯做过比较）。那些鼓吹行动力量的公共知识分子，其结果是擅自逾越了社会系统的界限，造成了沟通角色的错位。

系统包括金钱系统和权力系统，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程序性沟通机制，生活世界则是以沟通理性为基础的文化生活领域。抛开奴隶与自由民的区分不论，仅从词义上来说，希腊和罗马的整个社会至少包含了polis和oikos两部分，作为城邦的polis是从作为家庭的oikos中分离出来的。

他所谓的市民社会不再等同于劳动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活动领域，而主要落在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这样，一个被哈贝马斯寄托希望的公民社会，一股被其想象为社会中心的、能够击穿经济和政治系统铁笼的社会整合力量，其本身不过是由相互无法直接转译的、具有功能自主性的社会诸子系统所构成的去中心的意义网络。

《社会理论论坛》1997年第3期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专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洛克伍德：《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李康译。二是，以卢曼关于整体/部分和系统/环境两个区分为观察框架，重述西方学术传统中公民社会的语义运动史。

他认为，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还是哈贝马斯，关于市民社会的语义描述，相应于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而言，都发生了时代错位。参见Niklas Luhmann，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London： Routledge， 1985， ch 3： law as structure of society. [10]Ross Ashby， An Introdiction to Cybernetics， 1958， ch 11： Requisite variety. [11]从理想型分类来说，卢曼的环节分化社会和分层分化社会大致对应着韦伯统治正当性类型中的个人魅力型和传统型，而功能分化社会则对应着法理型。作为公民社会的历史语义学研究，只有关联到其所对应的社会结构的分化形式，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不同时代的公民社会概念。斯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是发现了独立于公领域的私领域，这是古典思想家中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社会功能分化的结构形式最为敏锐的先期把握。

[24]借用卢曼本人非常看重的再入（re-entry）概念来解释这种社会自我描述的语义变迁过程，可以说，这种现象正是社会通过自由/限制这个区分不断再入到这个区分内部的结果。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公民社会概念语义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大部分激发了当代社群主义理论家们学术创作灵感的核心要素。

无论是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判断，还是期望通过重建生活世界以转动晚期资本主义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机制，都是因为哈贝马斯希望避开社会功能分化所造成的韦伯意义上的铁笼，而直接切人到未经系统污染的具有伦理至上性的日常生活领域。当然，西塞罗也给公民社会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他吸收了斯多葛学派关于理性克制的思想，认为城邦公民的相处之道就是超越个人利益纷争，以客观正义来限制个人私欲，这种社会整合的理念奠基于自然法思想之上，强调自我控制和对公共事务的献身精神，为公民社会概念扩充了新内涵。

[22]换句话说，经济没有自己独立的含义或自主的地位，房产只是因为作为一种可以参与政治活动的标签或位置才就具有社会属性。在卢曼看来，在现代功能分化的社会中，作为社会正当性源头或价值中心的公民（市民）社会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一个个既相互独立又发生着结构耦合的社会子系统。

[32]哈贝马斯认为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私人自主领域。接下来，历史迈入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改造市民社会语义的时代。但是，由于其对生活世界凌驾于经济和政治之上的伦理至上性的强调，哈贝马斯的社会结构三分法并非卢曼社会理论意义上的功能分化。尤其是，洛克没有重视法律分化。

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法律也不能还原为政治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对施米特绝对主权理论的批评。这种国家与社会边界消失并相互融合的现象，被哈贝马斯称为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

一方面，黑格尔使公/私领域的划分得到了稳定的界定，充分肯定了市民社会作为自主运行系统而具有相对于公领域的私领域性质，这等于是承认了政治国家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的功能分化，因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语义变迁上的革命性。从卢曼的系统论看来，在功能分化社会，某个功能系统在某段历史时期可能会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系统，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其他功能系统的自主性。

参见李佃来：《古典市民社会理念的历史流变及其影响》，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5期。[31]J. L. Cohen and A.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1992， ch 5： The Historicist Critique： Carl Schmitt， Reinhart Koselleck， and Jurgen Habermas. [3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